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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不能被西化的十條公理性原則

中醫學不能被西化的十條公理性原則

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

2013912日)

 

【提綱】

一、學術性口號,攔不住西化

中醫科學定位,來自兩次聚焦

三、十項公理性原則,定位中西醫關係

四、告別中醫西化,復興自有千秋

【摘要】

對中醫西化這一典型的文化冤假錯案的撥亂反正,是實現中醫復興夢的先決條件。筆者在《揭示中醫西化這一文化冤假錯案之謎》一文中,著重就其形成的文化與社會原因進行了討論。而未重視中西醫兩種醫學的科學定位的比較研究;對於彼此的本質屬性與特點至今認識不清,判斷不准,這才是造成這一文化冤假錯案最重要的學術原因遵照《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公理,本文從人類文化科學的發展軌跡以及中西醫之間的相互關係入手,進一步引申出十條公理性原則。這就是,兩次文化髙峰,兩類研究物件,兩類研究方向,兩類帶頭學科,兩類科學體系,醫學面對的兩種人,醫學研究的兩類方法,醫學的兩類定義,兩種成熟的醫學體系,兩種醫學體系的不可通約性。這十條公理性原則,對於告別中醫西化,實現中醫藥學的復興全面;對於改革中醫醫療、教學、科研、管理;對於建構我國中西醫臨床有機配後的醫療衛生新體制,新格局;對於推進人類醫學革命的真正到來;對於在人類整體文化領域,正確處理哲學與科學的彼此關係等,都將具有普適性意義。

 

【正文】

今年五月,《中國軟科學》第五期以頭條的顯著位置,刊登了筆者《實現中醫復興夢的戰略步驟與任務》一文。這是筆者近年來在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該文把告別中醫西化,作為實現中醫復興夢的戰略第一步;接下來對第二步的五項戰略任務,也作了一些初步的討論。

中醫的科學學,是關於中醫科學發展的科學;中醫的軟科學,是關於中醫管理科學的科學。所以中醫自身的本質屬性與特點,必然是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的科學依據。告別中醫西化這一課題,既是中醫科學發展的科學所研究的內容,也是中醫管理科學的科學所面臨的問題。兩者之間儘管有其因果聯繫,但是中醫自身的本質屬性與特點,依然是最根本的科學依據。這裡講中醫自身的本質屬性與特點,其實就是中醫學的科學定位。已往我們出於激發思維的考慮,常常用“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這兩個問題,作為中醫學科學定位研究的切入點。

《實現中醫復興夢的戰略步驟與任務》一文發表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此筆者接著寫下了《揭開中醫西化這一文化冤假錯案之謎》與《中醫學不可能被西化的十條公理性原則》二文,以作補充。前一篇著重從文化與社會層面,討論了中國近代產生中醫西化的原因。本篇從中醫學科學定位所展開的討論,當屬中國近代產生中醫西化的學術、理論根源。文中所歸納的中醫學不可能被西化的十條公理性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今不揣愚魯,敬請學術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學術性口號,攔不住西化

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上關於中醫學的解釋,大體有四種的提法。其一是20世紀50年代教課書裡常見的提法:“中醫藥學是我國勞動人民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其二是1958年以來流行的說法:“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其三是20世紀80年代常見的說法:“中醫學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其四是20世紀90年代常用的一種表述:“中醫與西醫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醫學科學體系”。上述這些說法,既不像邏輯學上的內涵定義,也不像外一般的外延解釋。似乎意識到中醫與西醫是“兩種醫學科學體系”,但是對“完全不同”卻未有揭示。至於中醫究竟是理論科學層面成熟的醫學,還是臨床應用技術或者經驗醫學,這些核心問題在上述說法中均未涉及。其實上述四種說法,只不過用溢美之詞包裝起來的學術性口號而已。這在當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專門學科裡,幾乎找不到第二個先例

在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西化來說,更是學術性口號滿天飛。比如,有的說中西醫結合是創造新醫學、新藥學;有的說中西醫結合是中醫現代化;有的說中西醫結合是發展中醫的唯一道路;有的說中西醫結合是中醫學術創新;有的說中西醫結合是發展中醫的一支重要力量;有的說中西醫結合醫學在中國已經形成……其實,不論講中西醫結合,還是講中醫西化,首先必須回答的兩個對應的兩個頭等重要的學術問題。其一,什麼叫中醫,什麼叫西醫?其二,中醫是怎麼來的,西醫是怎麼來的?這兩個對應的問題,一者是關於中醫與西醫各自訂的問題,一者是關於中醫與西醫各自的方法論與認識論的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沒有給出答案之前,轟轟烈烈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西化,只能是一場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

說到中醫學的科學定位或者學科定義,這裡有必要舉出人們最熟知的10門基礎學科的定義,以便對照、參考、反思。比如:

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中事物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的科學;

化學是在分子、原子或離子等層次上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變化以及變化過程中的能量關係的科學;

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環境特徵、分佈情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

歷史學是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

生物學是研究生物的結構、功能、發生和發展規律的科學;

人體解剖學是研究人體形態結構及其發生、發展規律的科學;

人體生理學是研究人體各種正常功能活動和變化規律的科學;

組織學(亦即顯微解剖學),是運用顯微鏡和切片、染色技術,研究生物體各種器官和組織的細胞形態及其聯繫的科學;

分子生物學是在分子水準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結構和功能,從而揭示生命現象規律的科學;

生物化學是研究細胞和有機體中存在的各種各樣化學分子以及它們所參與的化學反應的一門科學。

由此不難看出:其一,一個學科的定義,往往是由一個判斷句來完成的。這一判斷句必須由被定義項、定義項、定義聯項,這樣三個要素構成。以前面所舉到數學為例:開頭的“數學”一詞,為被定義項;“研究現實世界中事物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一句,為定義項;中間的“是”字,為定義聯項。其二,給一個學科做定義,一般均為內涵定義,而非外延定義。就是說,定義項必須揭示該學科到研究物件這一本質屬性或特點,必要時也須將研究方法列入定義之中。先以數學為例,“現實世界中事物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這是數學研究的物件。再以組織學為例,“研究生物體各種器官和組織的細胞形態及其聯繫”,是組織學究的物件;“運用顯微鏡和切片、染色技術”,這是組織學究的方法。

以上舉例表明,中醫西化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至今沒有完成中醫學科學定位的研究,沒有在人類科學分類的框架上找准中醫學的位置。準確地講,我們至今沒有按照學科定子的範式,為中醫做出一個合格的定義來。為什麼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性口號,攔不住西化”呢?其真正的原因,就在這裡。

中醫科學定位,來自兩次聚焦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為了尋求“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答案,筆者從中醫軟科學和科學學研究起步,在夾縫中孤軍奮戰三十年有餘。三十余年間,該項研究先後經歷了兩次聚焦。這裡所謂的聚焦,即鎖定研究方向,堅守最佳思路,在廣泛的比較中,層層深入、反復論證。

第一次聚焦以中西醫基礎理論的比較研究為重心,即1982年到1996年那一階段。1995年《中國醫藥學報》發表的《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1995年《醫學與哲學)發表的《論中醫學的定義》,1996年《中國醫藥學報》發表的《證、證、症、候的延革和證候定義的研究》,當屬第一次聚焦研究的小結。對於中醫、西醫生物醫學以及中西醫結合的定義,那時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界定。

第二次聚焦研究大體是從1996年開始的。這一次研究著重把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放在東西方科學史和哲學史的視野裡,進行廣角度的從流尋源的比較研究。當研究上溯到東西方哲學源頭的時候,令人格外興奮而又異常惶恐地發現:長期困擾我們的中西醫相互關係的難題,卻原來是科學和哲學源頭上的公理性、常識性的問題;持續半個多世紀的中醫西化這一“文化冤假錯案”,竟然是哲學源頭上的一種公理性的錯誤。2006年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中西醫之間的公理化原則》,2006年《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發表的《中西醫之間的公理化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2009年《中國中醫臨床雜誌》發表的《中醫學的科學定位》,以及2012年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醫醫——告別中醫西化》一書,應該是筆者關於“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系統總結。

所謂公理,指的是一種眾所公認的判斷,即不需要證明的道理或者真理。在西方的純粹哲學中,公理也稱之為自明性原理——因為它是自明的、公認的判斷,所以公理是毋須證明的。臺北著名的哲學家羅光說:“公理應該具有普遍和永久的真實性,因為出自人性和自然界的自然律”,“公理的成立或存在,不是由人的推理證明,而是由於學術思想的先天程式,必然而有的。”(《哲學大辭書》,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其實在我們的周圍,公理性命題無所不在。在社會倫理學裡,人天生的知道、行善、避惡;在邏輯學裡,三段論必然由大前提、小前提、介詞三部分構成;在人文社會裡,人人享有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在數學裡,兩點之間只能引一條直線;在哲學和系統科學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等等這一切,都屬於公理。所以羅光還從邏輯學的角度強調說:公理“是一項成文的判斷,不須證明,但卻用為一種學說或學術的基本”。可見公理不僅常常是一種學說或學術既定的準則,而且隨著年代的久遠,它幾乎成為盡人皆知,用不著爭辯的常識了。

《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出發點相同而發展方向相反的兩種認知領域,或者研究圖景。細而言之:研究形而上,是在不干擾“天造之物”(也就是原生態的事物,或者“物之事”)本來生存狀態的前提下,研究其運動變化的現象及其過程,以認識引起天造之物的運動、變化及其抽象的道理——這叫做形而上者謂之道。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來的天造之物打開,研究構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構成局部零件的物質(或者“物之質”),以認識其局部以及物質的結構與功能;並由此獲得了製造“人造之器”的材料,進而製造出人造之器來——這叫做形而下者謂之器。因此,或研究與揭示“形上之道”,或認識與製造“形下之器”,彼此包羅了古往今來人類認知領域的全部實踐活動和聰明才智。而且從科學分類而言,除了形上與形下兩大類之外,世界上不會再有第三類。如此說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論斷的含意之後,相信不會有人對其公理性產生懷疑的。

其實哲學的本身,就是追求自明性原理或公理性的學問。因此《周易》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與亞裡斯多德《形而上學》裡關於萬物皆由“原形與原質相合而成”之說一樣,早已是世代相傳,盡人皆知,無可質疑的公理了。

三、十項公理性原則,定位中西醫關係

在探索“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學術研究中,遵照《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啟示,我們從人類文化科學的發展軌跡以及中西醫之間的相互關係,引申出十項公理性原則。

第一,兩次文化高峰。

人類文化科學發展到今天,曾經出現了兩次高峰。而且從文化科學的總體上看,也只能是兩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國的春秋秦漢之際,第二次高峰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以來。第一次高峰以哲學的成就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學的成就為代表。

不論把伏羲氏時代視為中國文化的高峰,還是把春秋秦漢之際的那一次文化高峰視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起點,是對歷史的無知和文化的誤判。

第二,兩類研究物件。

研究對象,即人類在認知活動中所面對的客觀實在,或者種種不同的事物。第一次高峰時期著重研究的,是原生態事物(亦即天造之物)本來的發生、發展、運動變化的現象及其過程第二次高峰時期著重研究的,首先是用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態的事物拆開,然後觀察、研究其內部的結構與功能。

人們在研究原生態事物的時候,有的是沒有辦法解剖或拆開的,比如天文、氣象、物候、思維、人類社會這一類現象與過程。有的是不允許解剖或拆開的,比如歷史、生命、生態、心理、人文現象與過程。有的是沒有必要解剖或拆開的,比如自然地理、經濟、政治、軍事的現象與過程。這些都是第一次高峰時期著重研究的物件,或者取得了諸多成功的領域。

按照亞裡斯多德的“形質論”,人類全部認知過程中的研究物件,也是兩個方面。即原形與原質。亞裡斯多德著重研究了原形的發生、發展、運動變化及其過程,並把在這方面的研究所得載入他的《物理學》。他的《物理學》,是“萬物生成變化之理”的學問,而非今天人們所熟知的近代物理學。然後,他在“萬物生成變化之理”的基礎上,總結出哲學巨著《後物理學》(也有稱之為《第一哲學》)。後來的中文譯本命名為《形而上學》。在這裡,古希臘的亞裡斯多德與《周易》的作者,不謀而合地走到了一起。他們在“形而上者謂之道”這一領域,相互交匯了。因為他們研究的物件,不論叫做原形,還是叫做原生態事物的天造之物,其實都是事物發生、發展、運動變化的現象及其過程。亞裡斯多德與《周易》的作者雖然都精於形而上的研究,然而他們彼此在形而下的研究方面,其成功或建樹都非常極有限。儘管亞裡斯多德的老師曾經解剖過青蛙,亞裡斯多德本人也曾解剖過人,卻由於工具和方法上的原因,他們不得不將形而下的問題,留給了文藝復興以來的中外學者。

總而言之,從兩類研究物件上講,形上與形下,是人類文化科學的兩大類,也是人類文化科學發展的兩大步。形上繁榮在先、形下成功在後。而本節討論的兩類研究物件,正是人類兩次文化高峰的兩大柱石。換言之,兩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現,是由人類在兩類研究物件認識上的成就為決定因素的。

在學科分類上,研究對象代表了一個學科的本質屬性和特點。應該說,所以這一節討論的內容,是我們所講的十條公理性認識的核心。

第三,兩種研究方向。

兩種研究方向,是由兩類研究物件決定的,即形而上與形而下。

《周易》關於“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論斷,已經把兩種研究方向講得很清楚了。臺北李震把形而上的研究方向,形容為“向上攀爬”。臺北鄔昆如借用孔子的“下學而上達”,來解釋形而上的研究方向。形而上與形而下,這兩種研究方向都是從“形”出發的。具體到某一具體事物,究竟應當朝著形上的方向去研究,還是朝著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體事物的具體特點來決定。而整個人類文化科學宏觀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這兩種。如果從研究物件決定了研究方向的觀點來看,人類文化科學宏觀的研究方向,也只能是這兩種。

第四,兩類帶頭學科。

關於兩類帶頭學科,這裡是從研究物件與研究方法兩個方面講的。亞裡斯多德說:“世界上有多少可定義的研究物件,就可能產生多少種科學”。可見,學科分類的主要依據是它的研究物件。具體學科的區分如此,兩類帶頭學科的區分也如此。

從研究物件上區分兩類帶頭學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或者事物原形的學科為一類;研究人造之器或者原質的學科為另一類從研究方法上區分兩類帶頭學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或者事物原形的學科,著重以哲學和系統科學方法為主;研究人造之器或者原質的學科,著重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還原性方法為主。

第五,兩類科學體系。

兩類科學體系,主要是以兩類帶頭學科的研究方法為根據而劃分的。

一類是哲學和系統科學方法體系內的學科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包括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領域裡的資訊理論、控制論、系統論,物候學、氣象學、生態學、生物進化論等等,皆屬之。

另一類是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還原性方法體系內的學科。在自然科學裡,凡研究原質的形態、結構、功能的學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學科,皆屬之。

第六,醫學面對的兩種人。

《黃帝內經》裡說,人是天地萬物之靈。由於人太複雜,所以中國哲學歷來把人與天、地並列,稱之為“天、地、人三才”。用《周易》的話講,人具有典型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

筆者在《醫理求真》裡,把人的屬性或特點概括為七個方面:其一,自然屬性的人;其二,社會屬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屬性的人;其四,人的整體狀態的特點;其五,人的組織器官層次的特點;其六,人的細胞層次的特點;其七,人的分子層次的特點。如果從研究物件上看中醫與西醫的特點,那就是:中醫研究的,著重是形上之人;西醫研究的,著重是形下之人。對應上述七個方面,中醫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屬性或特點,西醫主要包括了人在後三方面的特點。

第七,醫學研究的兩類方法。

中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以哲學(包括系統科學)為代表的方法;西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方法從邏輯學的角度上講,中醫研究主要運用了由綜合到演繹的方法;西醫研究主要運用了由分析到歸納的方法。

這是中西醫各自不同的研究物件所決定的,就像前面在兩類研究物件、兩種研究方向、兩類帶頭學科各節裡所講的那樣,不能交換,也不可改變。

第八,兩種醫學的定義。

中西兩種醫學的定義,我們在多篇論文中有過反復討論。這裡僅舉出兩個定義,以作說明。

中醫學的定義是:以哲學和系統科學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西醫生物醫學的定義是:以還原性科學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

這兩個定義對中、西兩種醫學的本質屬性和特點,已經講清晰了。

第九,兩種成熟的醫學體系。

西醫的概念範疇,是用具體概念或者實體概念來表述的;中醫的概念範疇,是用類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來表述的。

西醫的具體概念和中醫的類比概念之間,在文字表面上常常相同或相近,但其內涵卻相差甚遠。中西醫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不同,各自的概念範疇體系的結構、特點也不同。這是中西醫各自的特色與優勢所在,相互不可混淆。所以應當將中醫和西醫稱之為兩種理論體系成熟的,概念範疇完全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

第十,兩種醫學的不可通約性。

從學科形成的三大要素來看:其一,不同的學科之間的研究物件不能顛倒,因為不同的研究物件決定並代表著不同學科的本質屬性和特點。所以不同學科之間的研究物件是不可通約的。其二,一定的研究物件,必然選擇了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學科之間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約的,也是不能互換的。其三,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對象,所形成的概念範疇體系必然是不可通約的

具備這三大要素的所有不同學科,相互之間都是不可通約的。這就像不能把物理學的概念搬到化學中來,也不能用化學的概念代替物理學的概念一樣。

綜合上述十項原則,中醫是研究生命過程中整體水準上的,人的機體反應狀態及其運動變化規律的醫學;西醫是研究人的整體水準以下的組成部分或材料的醫學哲學是研究原生態事物運動變化的方法學,故哲學也稱之為生命哲學或者生命科學;物理學、化學是拆開原生態事物來研究其中某種現象或結構的方法學,它的巨大成功或貢獻主要表現在非生命領域的人造之器。進而言之,中醫是以生命哲學的觀念與方法,研究人的生命過程的醫學;西醫則是以非生命領域的觀念與方法,解釋人的生命在非整體層次以下的結構與功能的醫學。所以,中醫的防病治病始終面對著生命過程中整體水準的人;西醫的防病治病始終著眼於非生命、非整體的人的局部及其結構與功能這就註定了中醫與西醫之間,必然是不可通約性的關係。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依然如此。

四、告別中醫西化,復興自有千秋

基於上述討論,界定人類文化科學的發展軌跡以及中西醫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十項公理性原則,有一定的普適經意義。

其一,界定中西醫關係的十項公理性原則,既是告別中醫西化這一文化冤假錯案的哲學理論依據,也是實現中醫復興的方法論、認識論基礎。

其二,如今,《憲法.總則》“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被虛化,“中西醫並重”的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被擱淺,這無疑是對上述十項公理性原則的疏忽而造成的。這些公理性原則不僅有利於維護《憲法》的尊嚴,有利於貫徹與落實新時期的衛生工作總方針,而且也是推動我國中醫藥系統內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真正改革的科學理論根據。

其三,按照上述十項公理性原則,在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上清楚地展現著兩大任務:首先在中西醫基礎科學層面堅持並存並重、共同繁榮,才能在中西醫臨床技術層面實現中西配合,優勢互補。然後以此為前提,逐步建構起我國中西醫為種醫學共同繁榮,優勢互補的醫療衛生新體制,新格局。

其四,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中國醫療衛生的新體制、新格局,必將逐步走向世界。那時候,就是人類醫學革命的真正到來的時候。從十項公理性原則來看,這一理論領先與發展前瞻,是顯而易見的,不容忽視的。

其五,當今世界上,在文化、科學、哲學等一些基本概念上,人云亦云、混亂不堪的現象十分突,嚴重影響了彼此間的學術交流、往來與合作。因此面對整個學術領域討論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時,在面對人類龐雜的科學體系來討論諸多學科的分類問題時,上述公理性原則的前五項,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習近平主席說:“中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本文十公理性原則的前五項,很可能就是習近平主席所期盼的那一把鑰匙。

 

 

附注:

筆者在《論中醫學的定義》、《證、證、症、候的沿革和證候定義的研究》、《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中西醫結合定義的研究》、《西化——中醫科研的致命錯誤》、《中醫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論問題》(見《中醫復興論》香港奔馬出版社2005年增訂版)以及《從近代科學主義到偽科學》、《中西醫配合清議》、《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這樣的學費不能再交了》、《告別結合才能走向中西醫配合》、《中醫形上之思》(見《醫理求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多篇論著中,對違背不可通約性原則所導致的中醫基礎科學體系的異化與解體,皆從不同角度作了具體的討論。相互參照,相互印證,更有助於上述十條公理性原則的深入理解。

 

 

(筆者原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學術部、編輯部、軟科學研究學組主任、教授、主任醫師;後於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長庚大學執教中醫十年;現為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月犁中醫文化講習所教務長,平心堂主任醫師。201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