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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學與方法論

導讀:

滿晰博1933年生於捷克北部烏斯季州的傑欽,德國中醫研究專家,1975年~1996年供職于慕尼克大學東亞研究所。他學貫中西,通曉德、英、拉丁、中、法等多國語言。他自視為中醫界的一員,以在西方傳播中醫學為己任。他曾撰著了多部中醫專著,寫的中醫論文數以百計。他的中文藏書相當可觀,有中醫書籍8000多種,其他文史哲書籍2萬多種。

滿晰博是國際中醫藥學會的創始人和榮譽主席。從1989年開始,擔任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國際標準化中醫藥辭典執行主編。自上世紀50年代起,他發表了400篇以上關於中醫藥、中華科學、中華文化的論文、譯著,並出版了診斷、藥理、處方、針灸療法、手法治療的綜合性教科書和一些譯著以及通俗讀物。這些著作最初主要以德語、英語、法語呈現,另有個別的內容被譯成了日語、漢語、瑞典語、義大利語以及西班牙語。

滿晰博著述甚豐,1974年結合個人研究成果出版的《中醫診斷學》及《中醫基礎理論》等書流行於歐美,20年來屢屢再版,被譯成英,法等文字,是公認的範本;1978年出版的《中醫臨床藥理學》收入600餘味中藥;1984年出版的《中醫方劑學》收入常用方劑400餘首;1985年與學生合編的《系統針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經絡,腧穴,診斷,手法操作等,具有臨床指導價值。他的中醫學相關論文達數百篇,每有真知灼見,受到多層次讀者的歡迎。滿晰博教授與英國的李約瑟教授(1900年~1995年)是當代非中國籍的世界權威性中醫學研究學者。

2015年3月31日下午,滿晰博教授在義大利威尼斯家中仙逝。

 

中 西 醫 學 與 方 法 論

滿晰博(Manfred Porkert) 著

 

 

   在中國對人類知識寶庫最光輝的貢獻中,中醫是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然而,由於缺乏前後一貫的方法論觀念,雖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于50年代以來執行了各項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醫目前的不平衡狀態仍是值得注意的。儘管當今成百萬中國人通曉西方科學的某些學科,但在中國產生的傳統科學仍沒有在世界科學中佔據其應有的地位。這主要是由於將現代(西方的)科學所特有的某些錯誤和粗疏,不經意地用於中國傳統科學的評價和解釋造成的。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有必要先明確幾個廣泛使用而通常認為不會有歧義的術語的涵義。

 

一、科學·方法·術語

 

(一)科學

 

   這裡,我們將按照現代狹義的涵義(即從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為代表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中得出的涵義)使用“科學”這個術語。這裡科學的準則只有三項,即:①經驗事實的確定性;②表述的單一性;③經驗事實的嚴格的理性綜合(系統化)。這樣,假如我們稱任何一種知識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它就必須符合所有這三項準則。

 

   經驗事實的確定性。這是同單純的猜測(想像、假設)相對立的。它是科學的最起碼的條件,因為只有具備確定性的經驗事實才能被核對總和再檢驗,同時也可依據同樣的方式重新產生和重新觀察。

 

   表述的單一性。這是指在既定的上下文中每一單獨的表述只能有一種單獨的被準確限定的涵義,並且只以這種被準確限定的涵義為人們所接受。它排斥所有別的涵義,甚至是那些略有相似之處的涵義(這一準則把“科學的”表述與“通常的”表述區分開來,也把它與“哲學的”表述區分開來,因為哲學的表述通常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釋)。表述的單一性是通過用“協定”的標準表述事實而實現的。這些標準之所以被稱為“協定”的,是因為它們的應用只依賴於所有從事這門學科的人在借助這些標準,系統地闡述事實時的不言而喻的、甚或是付諸言表的一致。換句話說,這些標準自身既不是任何發現或發明的產物,也不是自然法則或必然性的表現。它們必須迎合其為之服務的學科在方法論和技術方面的要求。

 

   嚴格的(不是含糊的、近似的、沒有必然聯繫的)理性綜合,是指在搜集到的經驗事實之間建立邏輯聯繫。由於這些聯繫的規律性,也即它們對公理化原則的符合,使得人們可以對搜集到的經驗事實和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進行重新組織。因此在計畫和預測未來結果和事件時,他們是迅速、準確而靈活地再現經驗事實,並依據它們作為進行推理的必要條件。

 

(二)科學、原科學、偽科學

 

   假如依據上述準則來檢驗目前各種各樣的學科和知識體系,大致可區分如下:①少數學科幾乎完全符合這些準則,因而構成了各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②大多數學科部分或偶爾符合這些準則,或是僅僅符合其中的一項或兩項。

 

   這裡,我們必須作出明確的區分:假如一門學科僅嚴格地符合準則①,即經驗事實的確定性,我們稱之為“原科學”。這一限定並非貶義,只是標誌這一特定學科或它的某些部分仍然停留在經驗的水準上,而所有的科學正是從這裡發展起來的。

 

   假如一門學科無視準則①——觀察的確定性,但符合準則②或③,或兩者之一,情況便完全不同了。這樣的學科徒有科學的外貌,而缺少作為其基礎的確定的經驗,它們闡述的只是一些無法歸結為實際的東西,因此,我們只能把它們稱作偽科學或假科學。

 

   作為手邊的例子,我們說,現代醫學的絕大部分由原科學知識組成,只有少量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同時包含了相當量的偽科學的論證和方法。相反,會使你感到震驚的是,中醫學儘管也有原科學和偽科學的成分,但包含有很大部分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

 

(三)方法與準則

 

   所謂準則就是一種標準,是由權威、習慣或普遍公認的意見所確立的,從而作為一種模式或範例,諸如活動的規範或目標。方法則是為了達到某一目標而採取的步驟和程式。所以,方法或手段不僅取決於要達到的目的,而且在同樣程度上取決於出發點和在通向目的的道路上有待克服的具體困難。換句話說,儘管不同的學科涉及不同的經驗事實,上述準則無論在哪一門學科和哪一個課題中都是科學努力追求的目標。而為達到目的採取的特殊的專門的行動則構成了方法,或者用一畫面來說明:一座山的峰頂代表目的(目標),而登山者為了到達峰頂所採取的具體行動和留下他們足跡的途徑則代表方法。

 

   假定有兩隊登山隊員打算攀登一座山峰,抽籤之後,決定一隊經南坡上山,一隊由北坡攀登。毫無疑問,在所遭遇和克服的困難方面,在所經歷的艱難險阻方面,在達到峰頂所付出的時間方面,兩隊必然會有很大的差別。假如他們攀登的是同一高度的不同的山,差別會更大一些。當我們談到西方科學和中國科學時,我們應當習慣於這樣的觀念:它們是沿著不同的道路朝著嚴格意義上的科學這同一峰頂攀登的兩支不同的隊伍。顯然,為了達到同一目標——理性對確定的經驗事實的唯一定義,可以採用不同的方法(道路)。

 

(四)思維的兩種不相容的焦點

 

   當我們有意識地把思維集中于目前狀況時,我們就記錄下各種不間斷的運動、活動和變化,連同知覺此刻留下的跡象,這就是觀察者的“即刻”和“現在時”。這種態度使得感知者的思維同被感知的事物取得一致,因而可以說是“綜合的”(希臘文中“綜合”一詞意即“放在一起”)。而且,因為明確的知覺,就象同時並存的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一樣,是由那些實際的、即刻的事件直接感應而來的,所以,這種態度又可以說是感應的。換句話說,現存的、實際的、能動的功能現象直接進入知覺的思維,是以一個感應的綜合的焦點或認識態度為先決條件的。

 

   我們也可以把思維的焦點集中在過去的事件上,這樣留在我們身體上或體外的物質上的銘記,構成了對它們的“記憶”。要把思維的焦點集中在過去的事件上,首先必須抑制或隔斷作用於我們的感覺或作用於反映過去的物質材料的所有的即時影響,使它們不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由於這種態度存在於分解和離析同時並存的事物的聯繫之中,我們又稱它為“分析的”。同時,就過去的效果不言而喻是代表現時的行動和事件的前提和原因而言,這種態度又可以說是因果知覺。或者反過來講,當思維感知過去,即感知靜止的、有潛在能力的物質現象時,它所採取的是因果的和分析的態度。

 

   感應綜合和因果分析反映了知覺思維的兩個不同但不可缺少的方面。實現嚴格意義的科學,在嚴格地限定和令人信服地聯結確定的經驗事實的過程中,它們同樣要求有截然不同的途徑。換句話說,因果分析用以實現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的方法,與感應綜合是絕然不同的。

 

(五)兩種方法各自的局限

 

  1. 因果分析的局限

 

   任何一位現代科學家,當然也包括任何一位醫師,通過日常的經驗都知道,在生物科學和醫學科學中,不可能達到現代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等學科所特有的那種高度的嚴格性。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認識論和功能的穩定性與物質的均一性成反比的定理中得到答案。讓我來簡要地解釋一下:

物質要得有嚴格的和帶有明確意義的定義,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均一性。例如,任何教科書關於氧原子的知識絕不會只是對一個單獨的特殊氧原子觀察的結果,它總是以對可作統計學總結的數目的氧原子的觀察為基礎的。由於氧原子的高度均一性,進而這些涉及到的原子實際上沒有顯示出任何有意義的個體差別,因此,由統計學總結產生的表述幾乎是百無一失的。同樣的結果在別的現象上也可見到,只是其中有一明顯的限制,即均一性的減少(相對應的是有意義的個體差別的增加)會降低通過因果分析而得到的對物質的表述的嚴格性和或然性,並因而降低它的可信質。

 

   物質的均一性在基本粒子中品味最高,從它們開始,沿著原子、分子、細胞、原始的和較高的有機體的組織、動物、人、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團體、行星和銀河系……這一方向行進下去,我們可以看到均一性的依次下降。

 

   顯然,從人類知覺這一有利的地位出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質的均一性與個體的複雜性成反比,隨著個體複雜性的增加而持續下降。單個原子的結構相當簡單,一個細胞要比它複雜上幾百萬倍,而一個動物同它的最簡單的細胞相比,其複雜性要以指數才能計算。在人體的構造、社會集團和國家的複雜性中,這樣的增值一直持續下去。作為物質複雜性增加(或者說均一性減少)的一種後果,由對個體所作的確實可信的觀察而得出的表述在引伸、推廣到其它個體時所具有的嚴格性就越來越小。結果是:由於物質均一性的不斷減少,基於因果分析的表述最終失去了它的意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接近這一臨界線的地方,因果表述的概率逼近並將最終達到所有隨機事件的平均數。換句話說,生物有機體的個體差異和複雜性越大(均一性越小),從對單一個體的觀察中得出的推論,用於其它所有個體的正確性就越小;從對大量相同的個體的觀察中得出的統計資料,如果用於預測個別的特殊變化,其嚴格性就越小。簡而言之,基於因果分析的表述的嚴格性和實際意義,在人類生理學的領域裡明顯地降低了,而當涉及到心理的或社會現象時,就蛻變成完全不確定的了。

 

  1. 感應綜合的局限

 

   只有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的科學家和科學管理者才會對因果分析在意義和實用性方面的局限感到吃驚,這個事實是:物質、過去、記憶和潛在能力只是現實的一個確定的方面,現實還有不可缺的、可以觸知的另一確定方面,即現時、即刻、實際經歷、功能、運動和生命,它們為感應綜合明確地感知並加以解釋。同樣,後一種表述也有方法論上的局限,它存在於功能的穩定性中。換句話說,存在於既定的功能保持其性質或方向的時間的相對久暫中。這種功能的穩定性在各個星系和宇宙現象中非常明顯,並依行星系、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團體、人的個體、高等和低等的動物……這樣的次序遞減。即功能的穩定性與相應的物質的均一性成反比,隨均一性的增加而逐漸下降。

 

   舉例說:一種相對簡單的物質,譬如說一個原子,由於其功能過於簡單和不穩定,要對單一的個體加以限定,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在分子或細胞的水準上,對瞬間的變化加以描述在技術上是辦得到的,因而也就可以描述個別單位的功能。然而,對這樣的觀察作理性的綜合和解釋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同更大的實體相比,所觀察到的效果具有的積極意義小得可以忽略不計。而進一步到生物化學,由於具有生物學意義的功能產生於各種微量物質的作用,因此對這些物質就能從醫學意義上加以解釋。在植物、動物或是更高級的人類個體水準上,隨著物質複雜性的增加,相應的功能變得穩定了,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這樣,我們便可以對它們作長期的、密切的、反復的觀察、核對總和研究,對它們下定義。

 

(六)量與質

 

   對於現代科學家來說,難於理解的是在對現實的另一方面,也就是運動、現存、功能和能量的評價上。由於蹩腳的術語,下述看法相當普遍:速度、時間、強度等也是可以測度的,如果不能測度,不能定量化,那成什麼了呢?為了澄清這一混亂,我首先提醒你一個所有科學家一致同意的、基本的、不可動搖的立足點,即真正科學的表述,一定是建立在確定的觀察結果、確定的經驗事實基礎上的。繼而,我想以一個正在賽跑的運動員為例作一點考察。這個運動員預計在12秒內可以跑完100米。在他未跑完全程之前,這一表述還不是確定的。譬如,他或許會在98米處跌倒而根本跑不完100米;或者,他也許會跑得更快些或更慢些,因而到達終點比預期的提前或推後。無論我們怎樣觀看這場比賽,有關這個賽跑者的運動的表述,只有在他完成了全部預定的距離之後才是確定的。用“在……之後”這個詞清楚地表達出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在賽跑者通過了100米標誌後取得的測量數,定義了一個過去的事件、完成的事件、結束的事件,一個記錄在記憶裡,潛化於膠片和磁帶上的事件,而不是一個實際的運動、即刻的、活動的事件、一個現存。在賽跑者的例子中是正確的東西,對別的即時活動,實際確定的現象也同樣適用,也就是說無法給這樣的現象以確定的測度和定量化。要任意為一活動的過程設一終結,成功的辦法就是把它轉換為一個過去的、潛在化的、有潛能的實體化的現象。

 

   還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怎樣以描述和定義物質和潛在能力那樣的精確性來直接描述、定義運動、現存和功能。運動有方向性,方向性是把一個個別的運動同所有其它同時發生的運動區分開來的標準。方向性相當或相等於質。對運動、現存現象、行動、功能的直接的確定的表述,只有通過確定一個運動相對於一個觀察或知覺的位置(如一個觀察者或一架觀測儀器)的方向才有可能得到。因此,感應的和綜合的科學必須通過方向性的定義——定性的表述來表達自身。

 

   為了把定性的表述嚴格地結合成一個科學的體系,換句話說,為了建立一門以感應綜合為基礎,主要以即時的、現存的、活動的現象為物件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需要有定性的標準,即協定的標準。在現代科學中,至少物理學由於借助電動力學和核子物理學在完成從因果分析到感應綜合的轉變上是成功的,它在19世紀引進了象陽性和陰性、右旋和左旋這樣粗糙而相當妥貼的協定標準,近來在對基本粒子、“誇克”的研究中,還引用了一整套純抽象的定性的契約。中國的科學,尤其是中醫學,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應用陰陽五行以及它們在各專門領域和不同層次等級上的派生物這種定性的契約,以高度的精確性,絕無歧解地對它最感興趣,並始終如一研究著的有生命的、活動的、現存的現象加以解釋。

 

二、有關中醫的謬見:“科學的”西醫學和“經驗的”中醫學

 

(一)西醫的卓越療效

 

   作為一門科學,西方醫學是建立在因果分析之上的。身體的病變作為因果分析的西醫的物件,它或者是產生重大傷害的意外事故的後果,但更經常地是由某些被人忽視的、難於區分的、不能診斷和治療的功能失調而產生的結果。就象正在撲滅大火的消防員給張嘴凝望的公眾留下的印象比謹慎小心、默默無聞地提防火災的管家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更深一樣,在涉世未深的病人和醫生的眼裡,西方外科的生動姿態、西方化學療法的驚人效果和西方的醫學設備所帶來的印象,比起那些只對病人作一些外部檢查、切切脈、作幾句詢問的中醫所進行的平淡無奇的診斷過程帶來的印象,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然而,只有後者,在經過適當訓練和正確引導後,卻能達到西醫今天仍不能達到的目的:精確地具體地診斷出各種功能失調,並因此在治療上也勝過西醫。

 

(二)解剖學同“藏象”

 

   解剖學無疑是現代醫學的一根主要支柱。那麼,“解剖學是治療病人必須具備的”這一說法有沒有錯誤呢?中醫過去已經並且將來還要治療病人,為什麼它可以不考慮解剖學的概念呢?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國醫生在講英語時,很少講到“中國的解剖學”,有時還抱歉地說“它是很初步的”。其實,在他用中國話談論中醫時,他完全可以不用從西語來的“解剖學”一詞,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裡有一個不同的詞——藏象,人們出於習慣或協定始終用它來稱呼“中國的解剖學”。

 

   《難經》是唯一的例外,在兩千多年中,除了指出某些髒在橫膈膜之上,某些在它下面之外,沒有任何一本中國自己的有影響的醫學著作曾經提供過任何可以勉強稱得上是“解剖學資料”的東西。那末,幾乎每一本書中論述髒的簡明的章節是幹什麼的呢?現代以專家自命的人告訴我們:“它們多是不著邊際的臆測和沒有多少內容的理論”。

 

   我們難道可以象現代誹謗和詆毀中醫的人那樣,抱歉地說,當中國的醫生有機會檢查這些髒時,他們極為馬虎,僅僅看到了腸子,或者說,他們都是些非常粗心非常愚蠢的人,沒有描繪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東西的能力嗎?合理地、唯一能符合認識論的基本事實和公理的解釋是:由於他們的感應的和綜合的觀察方法,以致他們根本就沒有去看這些髒。只有當我們極大地低估了知覺模式(即感應的和因果的)的決定性的影響,我們才會因為中國醫生始終對身體主要器官的肉眼形象視而不見而感到吃驚。知覺的不同模式完全自然和必然地使處於經驗描述水準上的現實產生了兩極對立。因為,為了使圖像完整,西方的醫生直到今天仍然幾乎完全無視大量極有意義的功能性變化,這些變化是他們在自己和病人機體內無須借助儀器就能隨時清楚地覺察到的。

 

   假如我們考查一下中醫藏象學說的內容,就會明白,幾乎所有的表述都建立在重疊和相倚的活動的功能上,建立在迴圈的功能模式上。換句話說,建立在“功能的環狀世界”上。無論我們在哪一方面對中醫理論的複雜性有進一步的瞭解,都會使我們更加相信選擇這樣一種模式來說明功能及其變化是巧妙而適合的。如果“藏”被理解為“一個功能的環狀世界”,那麼,藏象的圖像只能等同在核子物理學中所用的那些圖像。沒有一個建立某種原子模型的物理學家會認為自己只是在放大這樣一種結構的像片。假如他以光滑的球代表電子,以金屬環代表軌道,以覆盆子代表原子核,那麼他決不會說,在小得多的規模上,真正的電子是運行在金屬軌道上的光滑的球,真正的原子核看起來象覆盆子。如果他的原子模型把一些同已知的事物多少有點相似的元素結合在一起,那也不過是他希望訴諸形象,使學習者便於記憶。同樣,從前論述藏象理論的醫學家們沒有(也從未聲稱他們打算)描繪過他們在解剖學領域內所觀察到的東西,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讀者更牢地記住由對功能的確定性觀察所得的綜合結果。 

 

   經過對比中國科學和西方科學之間的根本區別,可以理解:儘管每一體系都達到了高度的經驗完善和嚴格的邏輯一致,兩個體系各自的表述是無法完全相合的。中文的“藏”是對人類明顯的功能變化這一連貫鏈條所作的實際觀察的一個邏輯組成部分。而且,不管它如何命名,如心或脾,它同同名的解剖學器官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傳統中醫在處理脾的功能失常和在處理心的失常時,對脈搏同樣重視。相反,西醫所精心描述的那些器官的功能是符合這些器官的解剖學定義的。假如找不到一個器官來解釋既定的功能活動,西方的醫學家就感到驚慌失措,假如不能把新觀察到的功能同前人積累的對功能的觀察結果恰當地聯結起來,中國的醫學家才會煩惱。人們可以聯想到,後者正是從古到今的天文學家所持的態度。

 

三、中西醫的融合

 

   顯然,對於世界的健康事業和醫學進步,中國應當而且能夠作出遠較針刺術和赤腳醫生要更有意義的貢獻。中醫的學者和研究它的科學家,必須真正認識到這樣的事實:他們的任務決不是無批判地運用西方的殖民者、官員和傳教士兜售給他們的方法論;相反,在凡是有必要的地方,他們都應當力爭使他們的醫學科學傳統達到同西方科學相同的水準,西方的科學在幾乎每一方面都不同于中國的傳統,在某些方面遠不如中國的傳統。很清楚,通過不加思索地無批判地接受任何假定是科學的方法是完不成這一任務的。

 

 

(一)共同基礎

 

   毫無疑問,中西醫之間任何交流和融合的共同基礎是確定的臨床經驗。從這裡出發,在任何特殊病人身上出現的症狀構成了兩種互補的解釋的共同基礎,這兩種解釋既相互獨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經過大約兩千年發展,在中國傳統中已有非常精確和成熟的感應綜合方法,專門診治本質上是功能失調的體質方面的或慢性的疾病;在歐洲經過大約200年的進化已相對成熟的因果分析方法,在對身體的器質性病變的診治則是可以信賴的。任何探索世界醫學未來的人都應當明白,迄今為止只從單方面解決問題的醫學,在將來沒有哪一個可以被真正稱為科學的醫學。

 

(二)正確的方法論+古代文學造詣

 

   傳統中醫學組成內容包羅萬象,其條理清晰和卓有成效的知識體系遠非西方醫學所能包括得了的。直到今天,儘管中國和西方都作了可觀的努力,它在治療上的潛力仍遠未發揮出來。顯然,目前應當完成的任務有下面三項:

1、使中國從事中醫研究的第一流學者從認識論角度,把握傳統中醫學相對于現代科學的方法論方面的地位。起初這一任務可能要通過中西學者的合作來完成。

2、更深更廣地挖掘傳統醫學寶庫。這項任務與第一項任務緊密相關,它能夠而且應當由中國學者來承擔。這樣的研究需要精通雙重的知識:通曉古典或半古典的原文,在中醫理論和西醫理論方面有良好的基礎。

3、現代技術的系統地發展。在以往的年代裡,中醫是一門偏重實踐的學科。自19世紀以來,當然也包括最近20年,對新的、一般的和基本的技術的不懈的研究實際上中止了。加深對中醫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理解,可能而且必然會導致新的技術,如研製和分析新藥的技術、發展儀器輔助的功能病變診斷技術。

 

四、結語:中醫的未來作用

 

   目前,中國人對中醫的看法同所有經濟和科學高度發達國家的人——特別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對它抱有的期望和認為它可能擔負的任務之間,有著很大的分歧。在中國,中醫被看成是一個經實踐證實了的、非常實用的醫療保健手段。人們還未想到它是否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都無法企及的東西。

 

   在不遠的將來,中醫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將不再是今天所起的作用。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世界其它國家是否可以幫助中國不再重複現代醫學在他們自己國家已經經歷過的根本危機——西方醫學由於相信因果分析是唯一有助於達到目的的方法而走進了方法論的死巷?或者說,目前顯而易見的跡象和證據是否已足以喚起這些國家的有識之士,使他們從失敗中重新振作起來,對中醫表現出兄弟般的關切?

 

(本文原載于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主辦的《中國醫藥學報》1988年第3期。中國中醫研究院基礎理論研究所袁冰整理,收稿日期1987年12月31日)